【隨筆】20世紀美人眼中的華人形象

其實也不算隨筆，而是美國文化史的一次作業，但我覺得頗有趣，就放了上來 WWWW
如果對美國文化史有興趣，可以自行選用孫隆基老師的《殺母的文化》閱讀



1. 大眾文化中的「東方化」與「女性化」

在進入二十世紀之交，美國興起了廣泛的「文明沒落」的焦慮，又因為達爾文主義的引響，認為文明化就等於女性化，會造成人種的衰退。在這種以白種男性為中心的心態上，以黃種人作為反面教材，在二十世紀的初期，認為東方化等於女性化，是被動、不理性的。這個想法和觀念就表現在當代的電影的某些電影。

1929年，《神秘的傅滿州博士》(The Mysterious Dr. Fu Manchu)上映，反派「傅滿州博士」角色原型來自薩克斯‧鞣默的著作，他在1912年發表第一篇以傅滿州為主角的短篇故事「The Zayat Kiss」，前前後後共十個相關短篇在合併為1913年的「The Mystery of Dr. Fu-Manchu」一書，而大受歡迎。傅滿州的人物背景設定是滿州王族，支持過太平天國，是國際知名的科學家，外表則負面妖魔化──瘦高禿頭、細長眼閃著綠光、一副冷血無情又狡猾的外貌。他和西方主角風格迥異，其手段不是毒蛇、細菌、蜘蛛就是詐騙、女色或是洗腦，完全表現了在西方眼裡神秘古怪又難解，相異於西方「硬漢」的東方形象。

1945年上映的《把她交給上天》(Leave Her To Heaven)裡，一位深愛著自己丈夫的女人，為了要獨占她的先生，不只把所有他身邊的人都殺光，因為懷疑自己的妹妹和先生有染，留下了遺書和假證據，誣賴丈夫和妹妹聯手謀害自己後就自殺了，這個女人在電影裡的形象是東方化的。因為黑格爾說：「在中國，欲報仇的人的人不去殺人，因為那樣會連作家人，而是用殺死自己來構陷對方」讓對方負罪並累及全家，「以致許多市鎮都感到有必要縮減開井，防止投井自殺事件。」 這部作品看似完全相信了黑格爾的無稽之談，還將他付諸實行。故事快結尾時開庭審理這個案件，陪審團在聽了男主角的陳述後馬上動容，並且宣判他的無罪。故事裡彰顯著：依附別人的女人是瘋狂的。

以這個觀念為核心再進階就可以提到1962年《滿州候補員》(The Manchurian Candidate)，片中融合了反共和東方的妖魔化，在故事中，男主角的心智在中國東北被共產黨控制，很有象徵性的是，回到美國後，他的操縱者就是他的親媽媽。比《把她交給上天》更進階的是：這個女人不只單純的依賴著男人，還試圖將其操縱。

在二十世紀的美國，仇視母親好像變成了一個大眾意識，認為母愛到最後只會侵占子女的靈魂，不管它表面上是多麼犧牲奉獻，就如同尼采在《查拉圖斯特拉斯如是說》〈論自我克服篇〉說明的：只要是出現犧牲、服務以及仁愛的眼光的場合，那裏就同時有慾主宰別人的意志。在那裡，弱者沿著祕密的小徑，偷偷摸摸地進入城堡，甚至是最強者的心中──並竊取權力。

「犧牲、服務及仁愛」不正是中國人歌頌母愛偉大無私之處？對美國人來說，卻是女人再施展母性陰謀「竊取權力」，男人必須多加以堤防。

在這個想法下，《滿州候補員》一片可說是同時表現了：反共、醜化東方人還有仇視母親。母親是操縱者，相當於竊取了自己的靈魂，奪取了自我掌控的權力，在同時，中方卻提倡「把共產黨當母親」、「一生交給黨安排」，在美國人看來，中國人的人格發展似乎沒有成熟，而共產黨的統治就等於是「大媽咪主義」。對強調主宰性的美國個體來說，「被動」是一個令人髮指的詞，讓自己代入「受害主身分」(victimhood)的被害妄想症。而受媽媽宰制等於被共產黨宰制正是《滿州候補員》這個冷戰時代故事的主題。

最後來到了1991年的《羔羊的沉默》(The Silence of the Lambs)，故事中的連續殺人犯會鎖定中年、體型豐腴的女性加以殺害，並剝下她們皮，給自己穿上後在月光下起舞。另外，兇手喜歡養蛾，並在每一位被害者的口中放一隻蛾作為簽名。心理醫學家在和女探員討論兇手的心理背景時指出：蛾是兇手的自我意象，是從毛蟲演化的昆蟲，象徵他希望從男性化為美麗的女性，暗示兇手的問題是性別角色的錯亂所致。

在《羔羊的沉默》原作小說中，作為簽名的飛蛾很常見，從加拿大到墨西哥灣甚至夏威夷都找得到，但是改編成電影後，特別的強調，這種蛾只有在「亞洲」才找得到，成為了東方化的符號。而劇終時，當女探員將兇手擊斃後，鏡頭則移轉到了兇手家牆角的東洋畫上的一隻飛蛾。《羔羊的沉默》中的連續殺人犯象徵性別角色錯亂的邪惡，這是從1960的《驚魂記》以來不變的話題。只是前者又將它加以東方化。

《羔羊的沉默》在上映之後，受到同性戀團體的批評，因為他們認為電影對於負面的LGBT角色──意指女同性戀者（Lesbians）、男同性戀者（Gays）、雙性戀者（Bisexuals）與跨性別者（Transgender）的英文首字母縮略字，泛指所有的非異性戀者，並沒有任何正面的描述。

著名的女權運動家貝蒂·傅瑞丹（Betty Friedan,1921－2006）也在1992年如此評論這部電影：「我認為《羔羊的沉默》獲得4座奧斯卡獎是非常不合理的。我並不是說它不應該上映，我不否認它是一部藝術成就，但是我發現它的精髓是具有攻擊性的。這跟《花花公子》的插圖不一樣。」

但跟這兩者相反的，亞裔卻毫無自覺，無人提出抗議。

美國今日大眾文化裡的女權當道，但不論女權與否，在美國文化價值觀裡的「女性化」邪惡如故，連女性都想把它卸掉，希望把它轉嫁到男性身上。這既然是陽具爭奪戰，前提仍然是在崇拜該物，要把它從原物主身上搶過來是不容易的，不幸卻在過程中把「東方人」拿來作陪斬，可見東方主義思想傳承確實由來已久



2. 學術界的東方印象

新佛洛伊德派(Neo-Freudians)的泰斗哈利‧斯德克‧蘇理文(Harry Stack Sullivan,1 892-1949)蘇理文從1920年代開始從事媽媽是兒子精神病成因的理論建構，從此，美國大眾從傳統的殺父娶母轉性「殺母」。但隨著時代的演進，美國的女權思想，為了抵制陽剛式的主宰性個人主義，使得她們不自覺地走上「東方化」道路。

而蘇理文的學生，戴秉衡(1926-)受其影響，也從事了佛洛伊德學生的修正，在戴新構造的人格模型裡，佛洛伊德的「本我」(id)概念整個的被剷除，人格構造的地基不再是本能，被戴氏用「原初自我」(primary self)概念替代，後者是由早期家庭關係形成的。

他從北平協和醫院的精神病人處觀察到：「殺父娶母」階段的性放縱、人格成長階段的「性潛伏期」(latency period)之不存在。在中國病人身上並沒有性潛伏期的話，暗示他只有與「媽媽」的兩人關係：男孩沒有經歷過與性別楷模父親的對抗，去爭奪人生中的第一位異性，男孩自身「男性」的性別即無從形成。爸爸總是一副「不具威脅性的」形象。在小說戲曲甚至是詩詞歌賦終中，紅樓夢、孔雀東南飛……祖母才是一個家族的權威者，男人永遠不能擺脫或是拒絕服從他的母親。

但是也有以正向眼光看待之人，1979年，女權活躍分子裘迪芙‧亞勘納(Judith Arcana, 1943-)在一份母女關係的研究中提出：在接受訪談的女兒中，有75%表示當她們從媽媽處遷出時心中很高興，也很熱切。亞勘納的受訪者的確許多是透漏怨恨，力圖避免重蹈母親的覆轍。她悲嘆在美國提倡母親變成了一個被敵視的對象。相反的在不強調人格獨立反高歌母親的偉大的東亞地區，批判兩代的宰制關係「權力」關係的作品，這類題材不要說出現於大眾，連想像都很難。亞勘納羨慕傳統中國，在那裡，「母親可以珍愛她成年的兒子，他們會和她住在一起、照顧她、尊敬她的年邁，提供媳婦作為她的奴婢。」中國社會千百年來壓抑婦女，卻極為尊重母親，母子關係亦至為重要。

1947年，哥倫比亞大學進行了了一次性多國國民性研究，名為「當代文化研究」(Research in Contemporary)，該計畫先後由露芙‧潘乃德(Ruth Benedict,1887-1947)和瑪嘉列‧米德(Margaret Mead,1901-1978)繼任，這兩位都受佛洛伊德的引響，提出「文化與人格說」(culture-and-personality)。該學說是把「文化」當作一個放大了的「人格」，把「人格」當作一個具體而微的「文化」，兩者都是透過一串互相衝突的需求之統合型態。這個學說最基本的一環，就是透過兒童教養、人格成長的方式去解釋文化。

之後以這幾套論點為出發點，有維斯頓‧拉‧巴瑞(Weston La Barre)還有伊莉莎白‧赫勒斯貝(Elizabeth Hellersberg)都提出了對東方比較友善的觀點，後者認為中國人較於自然保持和諧，前者則對中國人口慾的放縱、排泄訓練的從容與焦躁程度之低下表達了羨慕。中國人的人生早期無疑是較無拘束地，令美國人羨慕，但他們對中國人在更高階段的發展頗不以為然。因為中國的兒童「沒有實現獨立與自主的訓練」，這是為了不要讓他們產生個人主義，可以完完全全的變成家族的一員。

「當代文學研究」最後以「中國男性受媽媽影響過多」為結論。在中國兒童成長的過程中，為了避免男孩個人進行戀情，老一輩總以狐仙女鬼的故事恐嚇男孩。這個現象到了現代依舊延續著。很多父母對子女的期待也是只要功成名就就好、對人格其他方面的不發展渾然不覺，甚至有人要求子女在大學期間不要談戀愛，待事業有了基礎再說。美國式的觀點，在這方面的阻滯會有可能導向「同性戀」的想法，對中國人來說是全然陌生，因為他們整個青少年階段可以在禁慾中度過──這對西方人來說是可以說是嚴重的「人權剝奪」。

另外，美國人認為飲食失控、體重的失控就是整個人生失控，就是自我組織能力的瓦解。但對中國人來說，不論男女，對由吃時引起的口腔快感無須加以節制，甚至以此快感代替了性慾快感的滿足。



3. 中國的「父權社會」

但對中國來說，事業的成功與否是來自整個家庭、族群、社會的壓力， 個體的疆界和空間並不是這麼重要，長輩和晚輩的關係也取代了男女性別對立的關係，一直以為的傳統「父權社會」其實沒有想像中這麼的「父權」。

在「文化與人格說」走向式微時，於伊利諾州西北大學任教的許琅光(Francis L.K. Hsu, 1909-1999)對這個範式做出修正，認為文化與人格說只是：「西方個人主義的縮影」，他提出的替代人格模型把自我疆界模糊化，把它變成一系列的同心圓圈：非意識處於最內核，外圈則是意識、重要的人、廣大的社會，以及更外在的世界。在這個同心圓模式裡，西方式的「自我」不過是一個延續體的最內兩層，因此，自我疆界是虛幻的。

但他的說法有點像中國傳統儒家的親疏關係，他在1953年出版的《美國人與中國人》(Americans and Chinese)也指出中國式的家庭成員眾多，並不像美國式的小家庭關係，況且，美國過分強調「性」，中國並無此執著，兩者並不能相提並論，很可惜他的理論的皆無受到重視。

中國家庭是以一個非關性的長幼關係主軸所主導，並不由以性為連接的夫婦關係主導，照理說：父子才是權威關係，夫婦是同代平等的人。

按照佛洛依德的理論，父親權威的介入會使嬰兒脫離口腔期，認清母親是異性並將他當成原慾的對象，同時將父親當成對手，雖然是被遭到父親的打壓，這才是進入現實世界的並經手段。但中國式的父母居然協力的在製造嬰兒在口腔期的滯留，「雙親」都是女性化，中國的爸爸並不是完美的「性別角色的楷模」，他對祖母俯首貼耳的，無法違抗自己的母親。

在邢義田，《秦漢史論著系列》〈母權‧外戚‧儒生──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〉中解釋：

所謂的“夫婦為人倫之始”，夫婦而有子女，構成最基本“家”的人倫關係。子女對父母，無分軒輊；人倫上要求的孝道，基本上都是父母同等的，並不因為父母而有差別。

母親通常在父親死後，實質上領導一家。西漢河南太守嚴延年的母親(《漢書‧酷吏傳》)以及長施《孔雀東南飛》中焦仲卿母親的權威，都是大家熟悉的例證。

照西方的看法，男孩的「正常」發展是必須向爸爸挑戰，但基於孝道，中國人並無法向父親挑戰，無從朝「正常」的男性發展。因此美國人認為，中國男人是「被動」、「攻擊性受損」、「被閹割」、一輩子受媽媽影響的。

美國人認為，一個男人的靈魂如果被媽媽佔有，人格將不會成長，如果在心中將母親當成「第一夫人」，那麼將無法接受另外一段感情，愛上「第二女性」，永遠作為一位媽媽的小男孩。他們比起中國人來說，雖然更加在意個人的童年必須是要在有「愛心」的環境中度過，卻又更加焦慮警惕不要受迷惑而長期現在裡頭。而一個男人如果靈魂被媽媽佔有，勢必造成第二女性的死亡的想法，其實在東亞的例子俯拾即是，從詩詞歌賦小說戲劇裡都反映著：妻子是娶回家服侍父母的。即使是亡母，如陰魂不散的盤踞心頭的話，該男子也必然把他的「母親情節」移轉給「第二女性」，夫婦之間的關係就像是母子。

而真正的母子，在成了年之後仍然可以跟媽媽很親近，不分離並不帶有愛慾化，因為在中國，母子往來的焦點是在照顧「吃食」、關懷身體上；而在美國，母子太過親近卻容易被聯想到亂倫。

用美國的文化觀點來剖析中國，雖也有精確處，但能無法脫離美式的價值觀，不管是美國電影裡總把東方作為「女性化」、性別角色錯亂的代表；還是「當代文化研究」的結論：「中國男性受媽媽影響過多」。美國人總是在認為缺乏性與暴力的人格就是「非美國式」的，各種論點特露出他們害怕被閹割的情節，而讓「東方化」作為反面教材。

這樣的文化凝視角度，似乎可以用後結構主義的心理學家夏克‧拉岡所言來作結的：「語言總是主觀的包含了自身的答案。」



參考資料：

孫隆基，《殺母的文化──二十世紀美國大眾心態史》

邢義田，《秦漢史論著系列》〈母權‧外戚‧儒生──王莽篡漢的幾點解釋〉

孫隆基，《世紀末思潮─前無去路的理想主義》(二十一世紀雙月刊，1995年2月號，總一二十七期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