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年5月10日 星期二

【隨筆】現代國語下的國家和國民

「國語」,以日本為例,不能單單自明治維新時期開始了解,得追溯明治維新前的本居先生。本居宣長接受當代的歐洲本位思考,相信國家存在的前提,需要設定一個所有人都堅定不移的國語,或稱母語;但同時又希望可以對抗歐洲為中心的「近代」思考模式。有歐洲這樣的外部對照,本居試圖用日本的「古老」當作內在;在這裡得先接受一個前提設定:「在文字出現之前先有聲音,且這種聲音的起源中有其權利的正統性。」

在當代的國學研究者心中,這個國家有一傳統、正當性的語言,但事實上,日本的文化卻摻雜了太多漢學要素,所以,於形塑語言正當性之中,中華成分便取代了歐洲的文化,成為了另一個「外部」,故眾學者開始把討論的重心轉移至日文的讀音部分,如何讀、如何思考才能把中華之言的成分從傳統日文中分離出,使其成為純粹的「國語」呢?

綜上述可知,面對「現代」的衝擊,日本的應對方式是「回到過去找解決方法,而這並不只限於文明方面,政治上的「王政復古」也高歌必須回到古代。那現在,有了正當性滿滿的上位,下一步便是呼之欲出的「國民」了,但究竟要怎麼確立「內部」的語言體系呢?

福澤諭吉首先以英文的speech,製造出了漢字「演說」兩個字。這個詞是嶄新的,有對眾人啟蒙、宣導的意思,且還必須要帶有口語的性質;簡單來說語言不再屬於士族,你必須要用一種連你家女傭都聽得懂的語句,「教化」大眾,演說可以說是形塑了「口語體」的形成。

在這種口語體的形成過程中,雜誌也是個重要的傳遞管道,必須老嫗能解、有教化功能,更重要的是,鉛版印刷下的文章,更有助於傳播。有口語體的確立、印刷的幫助後,最後一步便是一個場域,一個嶄新的、有意義的建築物,讓某一單獨的個體面對廣大大眾發出聲音的傳播方式成為可能。一方面讓大眾漸成國民,一方面也讓其相信自己的代表性。

江戶幕府時代,原本身兼軍人和官僚的舊士族階層,在接連的改革浪潮下,也必須牢牢地掌握演說技術,才得以保存政治主體的地位。這與普魯士的霍恩索倫家的腓特烈二世大王宣稱自己是第一公民,足以代表「國民」,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正統性這種東西,果然是找出來的啊WWWWWW

在20世紀初期,中學、西學的知識份子吸收這些外部營養的同時,有一大問題橫阻在其面前,如何翻譯這些日文從來沒有涉略到的「現代」新知呢?於是,當時由兩個漢字所組成的新詞彙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:例如剛剛所講的演說、或是社會、自然(正確來說,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學科名,多是在此狀況下被翻譯出來的)皆然。這樣的漢字新詞彙模式其實打臉了本居所追求的大和語,但因為現實便利性考量,很快便被日本大眾接受。

在小森陽一《日本近代國語批判》一書的第三章中,以兩篇文本證明上位者的正當和國民國語的確立:〈軍人詔令〉和〈教育詔令》

1882年的〈軍人詔令〉一反過去的詔令紀錄,首度使用了第一人稱的「朕」作為說者立場,「汝」則是訴說的對象,這份詔令有個明確的視角,產生了「國家」這一被保護對象,還有臣民這一守護者的角色。而在此詔令之後,日本的軍部連打下了三場勝戰,1895年的甲午戰爭、1904年的日俄戰爭,還有為期四年的歐戰,在軍方的威望節節升高的同時,天皇的統治也越加穩固。

而〈教育詔令〉的前提則是:「肯定國家核心天皇的存在,自己也可以獲得臣民資格,上位和國民、凝視與被凝視、統治與被統治,我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一夥人。只有上學,才能夠接受教育(有統一的目標、統一的語言,簡單來說就是當代仍在橫行的國民教育),只有受教育,才能開發自己成為臣民或者說國民的可能性。」

現代國語的形成、國家地位的確立,再來養成國民,環環相扣。時至今日,我們心目中的國語、國家和國民又該是何模樣?這個模樣又是被何人所期許出的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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