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國語」，以日本為例，不能單單自明治維新時期開始了解，得追溯明治維新前的本居先生。本居宣長接受當代的歐洲本位思考，相信國家存在的前提，需要設定一個所有人都堅定不移的國語，或稱母語；但同時又希望可以對抗歐洲為中心的「近代」思考模式。有歐洲這樣的外部對照，本居試圖用日本的「古老」當作內在；在這裡得先接受一個前提設定：「在文字出現之前先有聲音，且這種聲音的起源中有其權利的正統性。」
在當代的國學研究者心中，這個國家有一傳統、正當性的語言，但事實上，日本的文化卻摻雜了太多漢學要素，所以，於形塑語言正當性之中，中華成分便取代了歐洲的文化，成為了另一個「外部」，故眾學者開始把討論的重心轉移至日文的讀音部分，如何讀、如何思考才能把中華之言的成分從傳統日文中分離出，使其成為純粹的「國語」呢？
綜上述可知，面對「現代」的衝擊，日本的應對方式是「回到過去找解決方法，而這並不只限於文明方面，政治上的「王政復古」也高歌必須回到古代。那現在，有了正當性滿滿的上位，下一步便是呼之欲出的「國民」了，但究竟要怎麼確立「內部」的語言體系呢？
福澤諭吉首先以英文的speech，製造出了漢字「演說」兩個字。這個詞是嶄新的，有對眾人啟蒙、宣導的意思，且還必須要帶有口語的性質；簡單來說語言不再屬於士族，你必須要用一種連你家女傭都聽得懂的語句，「教化」大眾，演說可以說是形塑了「口語體」的形成。
在這種口語體的形成過程中，雜誌也是個重要的傳遞管道，必須老嫗能解、有教化功能，更重要的是，鉛版印刷下的文章，更有助於傳播。有口語體的確立、印刷的幫助後，最後一步便是一個場域，一個嶄新的、有意義的建築物，讓某一單獨的個體面對廣大大眾發出聲音的傳播方式成為可能。一方面讓大眾漸成國民，一方面也讓其相信自己的代表性。
江戶幕府時代，原本身兼軍人和官僚的舊士族階層，在接連的改革浪潮下，也必須牢牢地掌握演說技術，才得以保存政治主體的地位。這與普魯士的霍恩索倫家的腓特烈二世大王宣稱自己是第一公民，足以代表「國民」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正統性這種東西，果然是找出來的啊WWWWWW
在20世紀初期，中學、西學的知識份子吸收這些外部營養的同時，有一大問題橫阻在其面前，如何翻譯這些日文從來沒有涉略到的「現代」新知呢？於是，當時由兩個漢字所組成的新詞彙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出現：例如剛剛所講的演說、或是社會、自然(正確來說，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學科名，多是在此狀況下被翻譯出來的)皆然。這樣的漢字新詞彙模式其實打臉了本居所追求的大和語，但因為現實便利性考量，很快便被日本大眾接受。
在小森陽一《日本近代國語批判》一書的第三章中，以兩篇文本證明上位者的正當和國民國語的確立：〈軍人詔令〉和〈教育詔令》
1882年的〈軍人詔令〉一反過去的詔令紀錄，首度使用了第一人稱的「朕」作為說者立場，「汝」則是訴說的對象，這份詔令有個明確的視角，產生了「國家」這一被保護對象，還有臣民這一守護者的角色。而在此詔令之後，日本的軍部連打下了三場勝戰，1895年的甲午戰爭、1904年的日俄戰爭，還有為期四年的歐戰，在軍方的威望節節升高的同時，天皇的統治也越加穩固。
而〈教育詔令〉的前提則是：「肯定國家核心天皇的存在，自己也可以獲得臣民資格，上位和國民、凝視與被凝視、統治與被統治，我們都是同一條船上的一夥人。只有上學，才能夠接受教育(有統一的目標、統一的語言，簡單來說就是當代仍在橫行的國民教育)，只有受教育，才能開發自己成為臣民或者說國民的可能性。」
現代國語的形成、國家地位的確立，再來養成國民，環環相扣。時至今日，我們心目中的國語、國家和國民又該是何模樣？這個模樣又是被何人所期許出的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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